国家典籍博物馆:留住昨天的记忆

“图书是文字的博物,博物是实物的图书。”1937年,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发表演说,这样阐述博物与图书的关系。此后的70多年间,在博物馆收藏图书、展览图书、设立图书馆已渐成风气。然而,在这70多年中,虽然也时常举办展览,但对于国内大多数图书馆来说,还远未实现博物馆所具备的丰富功能。

70多年后,2014年9月9日, 国内首家典籍博物馆——位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的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一天,恰逢国家图书馆105岁的生日。经过105年的风雨洗礼,以“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国家图书馆,通过这座博物馆,把“图书”与“博物”结合在一起,文化传承、社会教育的新使命由此起步。

典籍记录历史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士篇》的这个记载,把中华典籍产生的源头推向殷商时期。即使到今天,多数先秦典籍湮没无存,我们依然能够在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简帛上寻找到祖先数千年前记录下的点点滴滴。从竹简、帛书到石刻文字,从纸质写卷到雕版刻本,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不仅忠实地记载着历史,诉说着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也延续着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成为中华文化传承数千载不断发展成熟的见证。

“中华典籍是先贤历尽艰辛创造和保护的财富,是为我们留下的昨天记忆。据初步统计,国内汉文古籍存世数量总数超过4000万册,品种约20万。尽管今天存世的中华古籍依然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但是典籍载体的脆弱性,决定着典籍从开始生产传播就面临着不断的消亡。全面地收藏典籍文物,既是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也是更好展示典籍文化的根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截至2013年底,馆藏文献总量已有3200多万册( 件),其中古籍善本14万部200万册(件)。

“国家典籍博物馆将长期、系统、全面地展示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的中华典籍,展示中华典籍产生、传播的历史,和对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让公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珍贵文献穿越历史的魅力。”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韩永进表示,国家典籍博物馆将成为典籍收藏中心、研究保护中心、展示中心、交流中心、教育基地、公众文化娱乐休闲场所,其基本功能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彰显我国文化大国形象,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增强民族团结,强化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成为青少年教育基地,作为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同为人类文明成果的荟萃之地,同是公民终身学习的大课堂,图书馆与博物馆有着许多相似的基因。在图书馆建立博物馆,世界上已有先例。早在18世纪初,法国国家图书馆就设立铜版画部和勋章部,承担博物馆收集珍贵文物的使命。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立印刷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专辟伏尔泰藏书室作为博物馆,德国国家图书馆计划用1/3的馆舍建立典籍博物馆……

“美国哈佛大学善本图书馆同时也是典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走进哈佛大学善本图书馆,大厅中央是一排书柜,镌刻着对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书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名字,展示他们的部分藏书。大厅右侧是善本阅览室,左边是大型书籍博物馆,西文善本古籍展示在四壁到顶的书架中,大厅特设展柜对重要典籍加以展示。对于二层复原的几位著名藏书家和作家的藏书室,张志清印象深刻:“著名美国诗人艾米莉·狄更生简朴的起居室虽不像其他藏书室那样辉煌,但特别打动人,小小的壁炉、书架、躺椅和书桌展示了她一生默默无闻的乡村生活。人们把这间居室和她充满想象力的诗作联系起来,会产生探寻狄更生生平事迹的强烈愿望。”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成立,为中国的典籍走向世界、国外典籍在中国展出搭建了一个专业平台。

展品穿越千年

一块完整的牛肩胛骨陈列在国家典籍博物馆金石拓片展厅,编号“ 北图5405”,这是国家图书馆馆藏字数最多、尺寸最大、骨形最完整的一块甲骨。3000多年,商人在这块甲骨上,连续记录了11天卜雨的情况。与“北图5405”同时出现的,还有“北图12789”号甲骨,也就是著名的“四方风”。“四方风”把东、南、西、北四方与春、夏、秋、冬四季相配,刻写下了四方神名析、夹、夷、宛和四方风名协、微、彝、伇,古人对于自然方向、时序更迭的认知由此向后人传递。

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展“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出手不凡,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第一部版刻佛教大藏经《开宝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残本等800余件馆藏文献珍品悉数亮相,在国家图书馆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展览中有一册宋代陈宅书籍铺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集》,刀法精到,墨色晶莹,字近欧体,是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女诗人鱼玄机的诗文集最早的也是最全的单行本。

生于唐代长安的鱼玄机,姿色出众,善思维,喜读书,擅吟咏,是唐代一位颇有才情的女诗人。明人钟惺在《名媛诗归》中称其诗作:“绝句如此奥思,非真正有才情人,未能刻划得出,即刻划得出,而音響不能爽亮……此其道在浅深隐显之间,尤须带有秀气耳。”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程有庆说,目前所知,传世鱼玄机诗共50首, 此集收入49首。另有一首《折杨柳》收在《文苑英华》中。此刻本曾为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收藏,刻印极佳,反映了宋代杭州地区的版刻风貌,是难得一见的版刻精品。黄丕烈号称“佞宋主人”,对宋版书到了痴迷的地步,收藏《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之前,还曾收藏过陈宅书籍铺刻的《朱庆余诗集》,现在这两部书都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唐女郎鱼玄机诗集》黄丕烈处散出此书之后,又经徐渭仁、黄芳、袁克文等人收藏,从袁克文处散出后,展转归入国图,使这部珍贵的古籍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在舆图展厅展出的《福建舆图》是清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684年—1685年)间所作绢地彩绘本。图呈正方形,纵横均640厘米,四周各有宽55厘米的黄缎镶边,镶边上用金色丝线绣有9条五彩金龙,其间点缀彩色祥云,把全图衬托得极为豪华壮观。整幅地图由长640厘米的12块白色丝绸拼接而成,总面积达56平方米,是已知现存地图中面积最大的一种,也是一件极为罕见的艺术珍品。

据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鲍国强介绍,《福建舆图》原是清内阁大库旧藏文献,1909年由清政府拨交京师图书馆珍藏,在我国古代地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采用形象画法,将福建全省(含台湾)府、州、县的疆界、城镇、山川、道路以及重要关隘、山寨和岛屿、口岸等要素形象逼真地绘制于图上。这幅《福建舆图》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次年在台湾设立行政区并划归福建省管辖后,福建省地方官员为反映这一重大历史变化而绘呈清政府的。三百多年来,此图除个别地方略有破碎外,基本保存完好,色彩仍旧鲜艳夺目。

120件金石拓片、54件敦煌遗书精品、120余部代表性宋元明清善本、62种古今地图、63件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样式雷图档、21种民族文字66种古籍珍品、147件近现代名家手稿、57种西文善本……“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在这里显得脉络清晰,传承有序。

博物馆是一种生活方式

典籍无言,勾勒着历史的脉络,闪动着文化的灵韵。然而,对于来到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观众来说,典籍不仅是隔着厚厚的玻璃窗、默默陈列在展柜中的静物,而且还是可以触碰、把玩的活生生的存在。

在金石拓片展厅,观众可以通过触摸屏,摹写甲骨文,或写下自己的姓名,或写下自己的生肖,还可以将这些亲手书写的文字打印出来,免费带回家。在善本展厅,观众在欣赏展柜内典籍的同时,也能通过点击电子屏幕翻看电子版古籍,体验阅读的乐趣。非遗传承人在现场演示雕版印刷、线装书装订修复的过程,让观众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感受古人的生活方式。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兼国家典籍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李虹霖认为,在数字阅读日益普及的今天,古代典籍文献依托现代技术的表达方式,以数据的形式和现代化的数字网络平台向公众传播文化知识,将使其自身价值进一步得到彰显。国家典籍博物馆通过多种媒体手段揭示馆藏文献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顺应了当代文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典籍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博物馆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有用的资源做了什么。”李虹霖说,“过去有些博物馆的展览,观众看不懂、听不明白,觉得不好看。国家典籍博物馆希望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邀请观众参与互动,自己书写甲骨文,自己动手拓印金石拓片,目的是为了大家能更好地记住博物馆,把博物馆带回家。”

在李虹霖看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持续发展,公众消费也逐步从以物质产品为主导过渡到以精神产品为主导。多元的休闲方式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公共文化服务中融入文化休闲的理念应该成为图书馆和博物馆发展的方向。

“博物馆的传统功能基本是收藏、保护、展示、研究,有一个时期,博物馆面临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窘境,很多文物养在深闺无人识,博物馆的生存非常艰难。”李虹霖说,“当代博物馆正在由原来的以藏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服务和管理为中心,以公共服务为重点。博物馆应该更加关注人民群众对文化享受的需求,努力营造文化场馆的文化氛围,让历史文化走出书本,以交互式的交流和体验,让更多的人在闲暇之余走进博物馆,让博物馆成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为此,国家典籍博物馆与观众互动、提供更温馨的服务上,下了很多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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